八九十年代美术出版物数量之丰、印制之精，从总体上说是以往任何时期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这20年来主要特点是在图书出版与美术史论研究之互动的情况下，对中国古代美术和当代美术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所进行的汇编、整合、回顾与前瞻，也为尔后的工作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一项最突出的成果是作为国家出版工程，于80年代编成的60卷本《中国美术全集》和正在编印中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预计出版350卷，已出版了80多卷。出版中国美术全集是美术界多年来的宿愿，早在60年代初，文化部召开美术教材工作会议时，已提出过编选美术全集的框架和出版设想，但当时没有条件着手。这样一项由多学科学者协力进行的，反映当代学术成果的出版成果和巨大出版工程，只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有可能付诸实现。
再就是编辑出版了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美术家的全集、文集、评论集。包括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刘海粟、李可染、潘天寿、石鲁、蒋兆和等人，向世界推介当代艺术大师，介绍他们的艺术道路和创作成就是一项具有文化战略意义的大事，值得称道的进展，一是这类图书的编辑出版已突破了前些年以论编图录为主的模式，而加大了学术研究和编辑的涵量。画册本身充分体现出对于画家的个案研究成果。二是有些书籍的编者、出版者对后续工作很重视，体现出可贵的责任感。这类例子很多，例如《中国玉器全集》出版后，又有山西曲沃天马一曲村晋侯墓地大量西周玉器等重要美术考古发现，出版者准备再出补编。
第三，对明清以来重要画家、画派作品的结集和相关的研究活动，是近年来取得突出成果的一个方面。“五四“以来，评论界认为明清绘画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的衰颓时期，对董其昌和四王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到80年代，海内外学术界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当代绘画的认识角度对明清绘画特别是董其昌和四王的绘画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天津、上海、北京、河北等出版部门先后推出的明四家、四僧、四王、扬州画派、董其昌、龚贤、任伯年、虚谷等画家、画派的图册，正适应了当代美术史论关注的热点，也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第四，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流失海外的古代绘画作品，包括经由掠夺或其它方式、流入英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家的敦煌、新疆地区石窟等壁画和其它美术文物的结集或与国外收藏单位合作出版，使美术史研究能够在更全面的占有材料的条件下深入开展，这也是人们多年来的期望。
第五，是在岩画等领域的调查研究和出版，这对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的研究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第六，是对一个世纪以来美术创作和史论研究成果的汇编、总结和对当代美术创作现状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也许可以说是48卷本的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有13家美术专业出版社和许多有关方面的学者投入这项工程浩大而又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内容涉及27个艺术门类，这也是一项很艰难的事情，要使整体很完善，每卷都编得很好是不容易的，何况其中还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性问题。
令人感到不足的是近年来美术图书竞尚豪华成为一时风尚，在外观的辉煌背后，内容上却缺少应有的学术品位。人们评论这类书是“礼品书”———这里指的是依靠包装、炒作而可以作为走后门、拉关系那种徒有其表的图书。不少出版家很喜欢“经典”两个字，动辄冠以经典之名，其实值得推敲。有些书资料价值很高，但绝非经典。称之为经典，读者便要以经典的水准去要求它。表里不一，反易招致非议，另外有些书从其选题内容、规格要求上，本应达到经典的高度。但从出版物的客观效果看，编者、出版者却明显缺乏经典意识。有些规模相当宏大的全集、辞书一类出版物，常在整体内容或包涵的分支学科的框架结构上出现定位失当、畸轻畸重的失衡现象。有时在一本书中也会出现这类问题。例如有的画种在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最有成就和影响的时期，没有得到突出的显示。有的重要美术家艺术创作的闪光点被遮掩这类问题的出现，给人的印象是着手之初有些率意，缺少认真而充分的学术论证。至于书中存在的硬伤那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再一点不足是有些大部头的书在编辑、出版过程缺少统一、严格的规范。或者说在坚持统一规范上把关不严。造成出书质量上参差不齐。有些同类出版物中的成功作品，如分类美术全集之中的中国青铜器全集，其成功的经验很值得研究、推广。
文化资源也是有限的，特别是一些工艺美术作品、民间艺术品，如不能及时抢救、收藏，很快就会随着生存环境的巨变而湮没了。更何况许多当代艺术品不断流失海外。假如我们有自己的专业博物馆大量藏品可以作为研究、出版的强大依托。出版与收藏、研究形成一项彼此配合，互补互动的文化建设工程。如此，出版界所能贡献于社会的就不仅仅是出版几部、几十部图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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